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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
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一直伴随着某种程度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这种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在最近几年进一步增长和蔓延。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既与外部的社会经济环境相关，也与中国中产阶级的某些内在特质相联。高速的经济增长、剧烈的社会变迁、演变中的文化价值以及方向不甚明朗的政体改革，使这一迅速成长的社会群体，在享受到物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也感受到多方面的压力、困惑和矛盾。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市场竞争急剧激化，生活成本持续上升，股市、房市剧烈波动，以及未来的社会经济风险凸显，更增强了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今年初，深圳、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房价的暴涨，中国人海外购房潮、海外移民潮不断升温，反映出部分中产阶级上层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对应。而大量的中产阶级中下层成员，虽无移民打算也不可能去海外购房，但他们时常抱怨未能享有欧美中产阶级的社会保障和生活品质，对于空气污染、食品安全、饮用水质量、医疗服务品质以及人身权益保障等问题忧心忡忡。年轻的中产阶级成员或准中产青年群体中的焦虑感更为突出，他们急切渴望实现他们的“中产梦想”——有房有车、有体面职业和较高的稳定收入，然而实现梦想的过程似乎障碍重重，购房焦虑或房贷压力普遍存在，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机会的激烈竞争导致了身心疲惫，子女优质教育机会竞争更为耗钱耗力，还有许多人中青年中产纠结于“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的矛盾之中。
压力和焦虑对中产身份认同产生了负面影响，使许多人虽在物质条件方面具备了中产外壳，但内在却缺乏中产心态。符合专家学者定义中产阶级客观标准（如收入、消费、职业、教育等）的人们，多数却不认可自己是中产阶级。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一群体的许多成员缺乏安全感和满足感，而安全感和满足感是中产身份认同的基础。安全感和满足感的缺乏，使那些拥有较高收入和较多财富的人难以培育出中产心态。快速的经济增长，与相对滞后的社会、文化、道德价值及政治领域变化演进之间的错位，是中产阶级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产生的深层根源。政府政策缺位以及对中产阶级诉求反应迟缓，也加剧了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虽然1990年代后期国家领导人就提出“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目标，目前推进的十三五规划也把“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放在重要位置，但一直未能制定出促进中产阶级发展的针对性政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在近期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等收入群体以及中产阶级应该成为社会主流人群。为此，需要政府采用相应政策，促进中产阶级的顺利成长，缓解其不安全感和焦虑情绪，提升他们的社会满足感，培养中产社会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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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易为专制利用 牺牲民族利益
民族主义的吊诡之处在于它一方面是弱者的主义，另一方面又常常严重地妨碍着弱者摆脱其贫弱的地位，是使弱者难以变强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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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企业到底怎么了？
有了开放市场，民营企业就如虎添翼。没有开放市场，民营企业就难以一展身手。行政垄断企业的存在就说明封闭市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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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关系与前景
亚洲的未来在东亚，东亚的未来在中国，中国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增长引擎。争夺话语权的最终目标是为国家利益服务，TPP缺少经济增长最快、潜在市场需求最大的中国显然不符合TPP成员国的利益，将中国纳入TPP或者FTAAP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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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治参与人群逐渐趋于低龄
2016年7月10日，日本举行第24届参议院改选。日本参议院共有242个席位，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一半，此次选举共389名候选人角逐121个议席。今年6月11日日本开始施行新的《公职选举法》，选举权年龄从20岁下调至18岁，240万名18—19岁的年轻人成为新的选民，此次选举是18岁选举权首次适用的国政选举，引起世界舆论的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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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人才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高校的人事管理部门对人才流动(流入和流出)有显著影响力，充分、合理发挥这种机构影响力，将有助于引导人才合理合规流动。同时，至少从教师层面表明，人才过度或不合规流动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各高校人事管理部门应当统一认识，规范自身吸引人才的行为，不过分争夺，也不过分阻挠人才流动，同时应特别注意对人才流动经历和其负面影响的考察，推动个人诚信和机构诚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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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核心竞争力源自何处
文化管理是地方高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组织管理理论中的软环境管理，卓越的文化管理对于地方高校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地方高校来说，文化管理方面构成了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核心竞争力的塑造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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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智库建设应注重专业性与公共性的统一
智库专家作为知识分子中的特殊群体，应该是“专业性”和“公共性”兼而有之的“结合体”，既是某领域的专家，又是国家利益、社会正义的捍卫者和公共关怀的重要构筑者。如果只有专业性，而没有公共性，就会使智库专家深陷于权力话语的隐性规训中，丧失公益精神和公共责任。如果只有公共性，没有专业性，就无法建立有效的知识体系，智库只会变成戴着面具的游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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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城市治理经验：委托授权的协作治理
华盛顿是美国联邦政府首都所在地，主要承担政治中心功能。由于城市区划面积较小、人口规模不大，加之建都初期没有考虑经济基础、文化传统等因素，使得华盛顿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诸多限制。因此，需要通过与周边地方政府合作，逐步解决自身面临的发展困境。华盛顿特区治理强调委托授权与合作协商相结合，带有俱乐部性质的大都市区合作治理模式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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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城市发展和治理的历史教训及启示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许多城市特别是首都北京的城市发展模式曾经以莫斯科为蓝本，比如北京城市道路规划、功能分区、工业布局等，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量听取前苏联专家的意见设计的。北京与莫斯科城市发展历史和特征有许多相似性，两个城市在发展中也面临着很多共性问题，比如人口和土地膨胀、交通拥堵、与周边区域发展不协调等。鉴于北京与莫斯科城市发展的深厚渊源，莫斯科城市发展和治理中的历史教训，尤其值得思考和借鉴，给北京城市发展很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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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变革政府模式
如果说既有的管理型政府模式是与线性的、等级制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并基于这一结构去开展社会治理行动的，那么，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则呼唤一种与管理型政府模式不同的全新的政府模式来与之相契合，而这一政府模式正是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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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自觉：探索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制度基础
规则是村民自治的制度基础，维系着自治单元的稳定，而作为规则体系中的自治规则对自治单元的稳定起着基础形塑作用。当前以行政村为基本自治单元的村民自